钩沉|19世纪来华的斐尔德：从宣教士到女性主义者（五）

值得注意的是，斐姑娘是美北浸信会宣道会在1865-1891年间唯一一位离开差会后获得大额经济补偿，并要求与差会永久切断联系且获批准（或被迫应允）的女传教士。理论上，美北浸信会宣道会给传教士的国内津贴或个人津贴不是为他们的服事支付工资，传教士们被视为将自己奉献给主，而宣道会则承担提供传教士从事传教工作时的合理需要（事实上，美北浸信会宣道会甚至从未付钱给其早期的传教士，仅仅只是为他们提供食物而已）。当传教士的侍奉停止，宣道会会给传教士提供国内津贴直到他们找到其他的谋生方法。在退休金的金额和辞职后与差会永久切断联系这两方面，斐姑娘都是开了先例的。斐姑娘所要求的是退休金和养老保险，她当时50岁，已为差会服务近21年且颇有建树，且她手中的笔杆子很有影响力，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影响力，美会才决定支付斐一笔“非同寻常大的”退休金或封口费。

四、 放弃圣召的原因

（一）神学观念产生部分改变

当17世纪新英格兰地区新教教会的属灵权柄因被滥用而出现塞勒姆女巫审判案、哈琴森被驱逐案后，这种权柄便渐渐不被尊敬，美国出现了主张去精英化的宗派，反对专业神学训练，鼓励平信徒带领教会。基督正统信仰被分散、减弱，也为一些非正统信仰的滋生（独一神教、摩门教、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耶和华见证人等）预备了士壤。

18世纪末，旨在复兴基督教福音的“第二次大觉醒”运动在美国兴起。该运动发轫于新英格兰地区，随后迅速席卷了美国北部和西部地区。

在这场运动中，正统的加尔文主义受到抨击，被誉为“近代宗教复兴精神之父”的查尔斯·芬尼宣称，人的得救并非已被上帝预定，《圣经》才是最后权威，每个人都可以通过阅读《圣经》使灵魂皈依上帝而获得拯救。他还宣传至善论，认为“罪是一种自发行为，理论上是可以避免的，因而人类达到至善之境亦是可能的”。

“大觉醒”运动中兴起了普救论，这种观点否定加尔文的预定论，认为基督是为所有的罪人而死，不是为少数被选中的人而死，所有的人都有得到救赎的可能，关键在于能否聆听到福音。这一思想大大唤起了人们赴异域宣教的热情，为海外宣教运动提供了神学上的依据。

斐姑娘出生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新罕布什尔州，在普救主义（Universalism，即相信所有人至终都会得救）的教会传统中长大，不是从小浸淫在正统的浸信会教义中的会友。关于斐的信仰，她的同工在不同的时段都曾提出过质疑。

早在1869年，斐姑娘在曼谷宣教期间，粦为仁和巴志玺在告密信中指出，斐虽然与神体一位论主义(Unitarianism，起源于宗教改革时期，其代表人是苏西尼。启蒙运动兴起之后，其“独一神论”的说法迎合“以人的理性为最高权威”之风，因此大行其道。1825年在伦敦组成“英国与海外独一神教协会”；十九世纪初叶在美洲，一些“公理宗”教会采纳此信仰，也于1825年组成“美洲独一神教协会”。此教派否认基督的神性和三位一体教义，强调上帝位格的单一。近代一位论派的共同特点是倾向于理性，不接受信经规定的教义，谋求建立没有统一信纲的、思想自由的宗教团体)和普救主义(Universalism)断开了关联，但观其言行仍可见其影响。如斐曾说“在我心中我不能承认耶稣作为一个无辜的存在应该为我的罪受苦”。

她的这种神学背景为她日后彻底转向自由派神学埋下了伏笔。

后来，斐姑娘在回美进修期间神学观念上产生了一些与传统新教神学观念差异更大的变化，如对耶稣神性、基督宝血的救赎、圣经神圣性的否定，接受了神导进化论。这些内容，笔者在本系列连载（四）中已经揭橥，这里不再赘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信仰观念产生改变，是她放弃圣召的根本原因。

（二）对美北浸信会的失望

斐姑娘对美北浸信会的失望逐渐累积。

斐一直对美北浸信会不能像英国长老会一样给汕头的传教士在炎热的夏季提供一个避暑之地和给传教士一个固定的安息年休假制度非常不满（英国长老会的宣教士每7年可以回英1次，无论他们的健康情况如何。而美国北浸信会的规定是，除非宣教士身体健康严重受损，危及生命，甚至是极其恶劣而不能胜任传教士工作的方能回国），她曾在National Baptist发表了赞同英会这种制度的文章。

她还认为美会对宣教事工的投入力度远远不够。1875年9月28日，她在National Baptist上撰文坦言在当时：“如果中国以每日10人归信的速度——这是当时在华传教士的巨大收获，将需要170000年来使所有中国人成为基督徒。”她认为，美北浸信会对宣教事工的投入力度远远不够。1889年4月2日，斐写信给委员会这样说：“在外展站(30个)的中国妇女中有如此多的工作要做，哪怕100位传教士亦不足够”，但明年秋仅有供两位女传教士居住的房屋。穑多工少，她对归信数量众多的中国人感到前景黯淡。她也谴责委员会因为要节省花费，致使传教士们被置于可怕的风险之上——“故意让一些年轻人出来，并用素淡饮食和过度劳动把自己杀死……”斐的意思虽然对传教士而言，一些苦难和危险是不可避免的，也在意料之中，但“‘外邦人’不会因为我们的受苦而获得拯救。”

斐指出美北浸信会宣道会没有能够很好地引导本士教会自立，本士教会仅能支持少数本士传道人，不足以产生一个自养的群体。在她看来，福音运动不会从永久的、日复一日的国外支持中获益。她认为“自立的教会或学校将比由外国支持的教会或学校在非信徒中间产生更多好的影响”，因为“自立的事物有其自己独立的根源和生命……”。

甚至对自己长期黾勉耕耘的培训女传道员事工，她的观点也发生了180°的大转变，并公开对整个来华新教宣教士群体表达了这个观点。

在1890年于上海举行的第二次传教士大会上，由于斐姑娘已经辞去传教士职务，所以她的关于培训本士女传道员的发言稿由何约翰夫人代为宣读。斐指出虽然本士女传道员在外展站与大多数基督徒一样诚恳而忠诚地作工，“妇女培训学校和其毕业生的事工大大增加了教会妇女信徒的基督教知识，但在多年内没有明显的教会成员的增长可以直接追溯自这些本士女传道员的劳动。”她甚至建议其他人反对这个她自己从事的计划。并且提议“让女信徒接受基督教的教育，然后让她们回到她们自己的家庭圈子，凭自己的天性传福音可能更好”。而且，斐谴责在华传播基督教时使用外国资金产生的罪恶，她坦陈如果她此时此刻在一个新的地区开始类似的传教事工，她将不会付钱给任何当地人做福音事工。

斐姑娘的发言内容，无疑是在当众打美北浸信会的脸。实际上1888年斐姑娘已在The Hakka People一文中透露其领导的女传道员事工未见明显的果效并发表在The Baptist Missionary Magazine Vol. LXVIII,No.3(March1888)上，可见她在1890年传教士会议召开之前对培训女传道员事工就已经形成这样的看法，即培训女传道没有达到它的预期目标，是失败的。

在会议的讨论环节中，斐被批评将她的事工当做一种兴趣，为了掩饰尴尬，耶士摩辩称“我们并不认为斐姑娘把妇女传道员培训事工当做兴趣。我们打算把这项事工坚持下去。斐姑娘的文章是她在病中所写，她对自己的评价并不公允。”

斐姑娘对自己事工的评价客观准确吗？笔者认为并不公允。在1877年，在上海举行的首次传教士大会上，斐受邀在讨论环节做她如何培训女传道员的演讲，她的发言引起极大反响。1880年，斐认为挑选、培训和监督本地妇女信徒做女传道员，是女传教士在中国的福传事工中效果最好的。是斐姑娘让培训女传道员形成固定模式，并将此模式向在华各新教宣道会推广，使之成为全中国妇女事工的模板。进入到19世纪90年代，潮汕的女传道员逐渐被美国浸信会视为与传教士和男传道员同样重要的福传力量。（参本系列连载之二）

前后观点反差之大，让人不禁摇头，唏嘘不已。美北浸信会也没有在会前事先“审查”斐姑娘的发言稿，结果导致自身在宣教圈中处于一种尴尬、被动的位置，这种做法着实令人费解。

此外，贯穿其整个传教生涯的对性别不平等制度的憎恶毫无疑问加重了她想要放弃做传教士的想法。

1866年斐姑娘刚刚成为宣教士时在曼谷传教，工资是300美元，而她的上级男同工粦为仁的工资是1200美元。她在那时就要求同工同酬，说：“我不明白为何一个未婚女士将自己的全部时间奉献给宣教工作，不需要或不应该收到跟未婚男士一样的薪金。”但毫无疑问遭到委员会拒绝。1888年她的年薪是720美元，而她在汕头的男同工巴志玺的年薪是1440美元：我们可以看到美会一位男传教士的收入是女传教士的三至四倍。虽然美北浸会宣道会并不视工资为传教士们为上帝所付出劳动的报酬，只认为这是给传教士们提供其在传教地所需日常开支的费用，但始终是男女传教士分别对待。她提及当她开始做女传教士时，她的工资是一位美国教师的三分之一：然后即使拿到最高的工资时也不超过美国教师的三分之二，而这要做比在美国的同工多得多的工作。斐一直恼火差会给传教士服务的补偿不足够，“传教士们不仅仅对其他人，对他们自己也既没有显示出男子气概的，也没有显示出女性特有的尊重。”斐认为所有对自己有适当尊重、对他人适当顾及的人都有责任去为老年提供合理的预备，所以她的辞职信中对美会提了两点要求：请委员会支付她1500美元作为退休金并为她购买养老保险。

斐姑娘的声望为她赢得了美国大量针对中国女性传教的定向捐款，这使得她的传教可支配金额远远多于主导传教的男传教士。结果反而导致她在潮汕宣教的最后4年（1885年—1889年）里，每年仅能收到她的年薪，且这笔钱绝大部分是西部妇女会支付的，委员会没有支持她的宣教事工一分钱。为此，默多克曾在1886年作出解释，称委员会认为斐手头上有一笔数量可观的钱尚未使用，这是从前东、西部妇女会给她的特别捐献。

据巴志玺，斐名下的未用捐献款到1885年10月约有2500元，其中斐给自己的新房子的预算是2000元，后维修培训学校校舍，又花200元维修她之前的房子给文和夏住，1886年她将未用完的拨款479元退给司库。之后，斐应文姑娘和夏姑娘的要求对她之前的房子进行扩建，又花去479元中的350元。因而她之前累积的捐献基本用完，不得不依赖来自美国的陆陆续续的捐献。因此，斐曾在信件中三次提及她的窘况：“……在现在开始的财政年里，这没有留给我任何经费，除了那60美金……”；“后者缓解了我今年的花费该怎样进行的尴尬”；“那时我在司库那里可以分享到的经费是如此之少……我一度手里没有任何传教款项。”

斐越成功，她需要的资金就越多，但经济拮据的美会委员会在斐在潮汕的最后4年未支持她的传教工作，一方面大概是斐名下之前累积的未使用的捐献数额的确不小，另一方面可能委员会也意欲从经济上一定程度控制斐的自由，这让斐有很深的挫败感。辞去传教士职务，其实也是斐姑娘对男尊女卑的差传架构的反抗。

（三）糟糕的人际关系

斐在潮汕的最后四年在社交上是很不快乐的。据斐称，在她的宣道生涯中，她从来没有像她1885年10月底回到汕头后这般想家或需要依靠，因为她的朋友已离开或即将离开——伊莉莎·耶士摩（即耶士摩夫人）因为生病已于1884年回美国，而娜姑娘即将于1886年嫁给英国长老会的莱爱力医生，因此没有朋友可以倾吐心迹。1887年12月，她告诉默多克，与她在耶士摩夫人家里有大量社交和家庭生活的时期相比，她是怎样深切地感受到传教圈的变化。而自从莱爱力夫人从英国回到汕头，尤其是1888年5月1日，斐在莱夫人漂亮、喜气洋洋的家里与她聊天之后，斐更是感到极大的落差。她得“社交病”或许一部分是出于同工对她的批评，如耶士摩和巴志玺否定她的大部头字典对宣教事业的作用，还认为她花在产科和科学的兴趣上的两年时间是一个危害极大的浪费。

然而，她主要的不愉快是与巴志玺的第二任夫人有关。在离汕前两天(1889年11月28日)，斐给默多克写了一封秘密信件倾吐了她的不快。在斐离汕前两年，因耶士摩1886—1890年在美国担任浸信会委员会国内部秘书，而耶士摩之子耶琳则主要从事圣经翻译事工，汕头教区的事务主要由巴志玺负责。这段期间斐遇到了一位“独裁的”巴志玺夫人，斐直指巴夫人“统治”她的丈夫，在她的主导影响之下，他的经验、他有价值的意向，甚至是人格几乎都被消除了。巴夫人意图插手和领导每一个领域的事工，且设法控制所有在她的权力之下的人。斐尤其批评她一点是，在与美国同工有利害关系的事情上，她不与美国同工商量，“却与华人中职位较低者商议”，在完全属于外国传教士的管辖权的事件中，“她允许这个中国人裁决……完全不顾及在传教工作中应坚持的原则”。耶士摩后来回到汕头调查了有关情况，发现确实如斐所述，当时的同工都认为巴夫人喜欢插手别人的事务，而且她不适当地抬高一个华人教师的地位，以致他变得傲慢和自大，甚至曾对何约翰牧师和斐姑娘态度不友好。耶士摩提到不仅其他传教士，甚至连本土传道人都说该“被溺爱”的教师权力相当大，且相当飞扬跋扈——“任何遵从他的人，便是与他交好；任何不遵从他的人，则是与他交恶。”正因为如此，所以巴夫人受到几乎所有同工的排斥。

但和巴夫人的关系紧张，并不是她离开宣教队伍的主因。因为她年轻时在曼谷的人际关系才是最差的。在潮汕宣教的第一阶段（1873-1883），她和性格同样强势的约翰逊夫人关系也不睦。我们还可以发现，斐姑娘虽然欣赏中国人的某些优点，爱她的女传道员们，但她不能接受中国人作为自由、有能力的个体，更何况是对她不尊敬。对她而言，控制权从白人传教士，尤其是她自己手中下放出去是不可忍受的，尽管斐常常写到福音运动的唯一希望是一大群关键的本土基督徒们用自己的财力支持教会和学校，从而创造一个自养的群体。这显示出尽管斐了解中国，关心汕头教区，但她的思想中仍然有西方人优越于中国人的观念，她认为传教士应该一直在本士教会事务上高于中国人，后者应俯伏、仰望前者。

笔者还发现，即使是在美北浸信会男尊女卑的差传框架内，也有不只一名个性强烈的女传教士敢于挑战这种体制，斐姑娘、约翰逊夫人、巴志玺夫人都是如此（关于约翰逊夫人的宣教经历，笔者以后会专门撰写一篇文章）。

（四）医疗证明背后的秘辛

1886年的斐姑娘  图片来源：蔡香玉《图像中的潮汕社会——以美国浸会斐姑娘为例》PPT

1932年6月，岭东浸信会出版了第一本中文史书：《岭东浸会七十周年纪念大会特刊》，该书在斐姑娘的传记中说：“（斐）姑娘体胖，脂压心房。医生曰：‘不返寒地，将有性命之虞’”，从她1886年拍摄的照片来看，确实体胖，可斐姑娘真实的身体健康情况却未必尽如该书所描述的那样。

斐曾因各种疾病，如眼疾、喉痛、疟疾而经受过许多苦痛。潮汕地处亚热带，夏季悠长，令人室息的热浪，伴随着季节性涌起的霍乱，一直使外国传教士难以适应。由于经费缺乏，也因浸信会给传教士的关心不够，美北浸信会的传教士们不得不经年忍受湿热气候的煎熬。1888年的夏季尤其炎热，7月斐姑娘患扁桃体炎，喉咙疼痛和扁桃体感染，还伴有持续数月之久的低烧，为此她到妈屿岛去疗养住了整整一个月。9 月4日她回到汕头照顾和看护病重的邻居巴志玺夫人直至她康复。直到1888年冬，斐姑娘在其纽约的好友考德惠尔夫人的支持下在妈屿岛兴建了疗养屋，名为“斐姑娘的小屋”(Fielde Lodge)，浸信会的传教士们在汕头才有了休息和疗养之所。1889年5 月20日，斐自称已经意识到长期在热带生活让自己心脏的肌力减弱有两年了，莱爱力医生替斐姑娘作了检查并报告给默多克：“由于明显的心脏减弱的状态，斐姑娘得了严重的双腿水肿”；斐还有心脏疾病的其他症状多年——“轻微劳累时呼吸困难，胸腔有压迫感”，这些症状最近更严重。经检查，他还发现斐心脏压缩的大动脉有杂音和其他反常，此外，“很可能是心脏膨大”。莱医生指明斐两次从美国回汕头，身形变得较矮胖，是不健康的矮胖，此身体条件下的心脏疾病的症状需要立即注意。他认为斐的情况若继续留在汕头很可能会变得更糟，因此他建议她最迟在1889年秋回美国，或去其他凉爽的地方，在那里她的健康或许会有所改善。正是凭借莱医生的医疗证明，斐姑娘提交了她的辞职申请，并得到了委员会的批准，列明心脏病是她作出辞职决定的唯一原因。

1889年1月20 日，斐在信中提及她“数算到1891年的月份数，如果星期数不是那么让人沮丧的话，我应该数算星期数，我想知道我的母国是否像现在看起来一样犹如天堂。”可见在离开汕头前的一年多里，斐对回国是多么地期盼。而最后她的离开比原本的计划早了近一年时间，莱医生医疗证明里建议斐离开的时间仿佛量身定做一般。斐姑娘感激莱医生将她从汕头“开除”：“由环境来做出这个决定一定程度上我是满意的，不然我不能完全确定为了中国妇女的利益，为我工作了如此长久的她们，为得到我喜爱的女传道员们，我没有进一步的责任。事已至此，我对我应该做什么毫无疑问，因而伴随着平静的心情，我结束我在这里的劳作。”这时的斐姑娘，已经不是当年在经历了未婚夫骤然离世的重大打击后，“决定少一点为自己活，而让别人更多地通过我而活”的大无畏福音使者了。

在1889年5月20日的辞职信中，斐提到等英国长老会的高似兰(P.B.Cousland)医生从潮州府回来（笔者注：高似兰是英国长老会创办的潮州福音医院之院长），将请莱、高两位医生联名开具一份医疗证明寄给委员会，因为通常医疗证明需要由两名医生签字，但看起来她从未寄出这样一份证明（可能斐认为既然委员会已经同意了她的辞呈，这份证明也就没必要开具或寄出了）。后来在她回美国的路上，斐很快奇迹般地康复了，并且又活了近27年。

对斐的身体状况，巴志玺在同一年作出了与莱爱力不尽相同的判断：斐虽然看起来比以前更多能感受到汕头热浪的影响，不能像10年前一样做乡村事工，但巴氏夫妇并不认为斐必须在明年（1890年）之前尽快回美。

现代有的学者也怀疑莱爱力医生的医疗证明的正确性，也即斐姑娘的病很可能并没有莱医生医疗证明里所描述的那样严重，甚至她可能只是有点小毛病。因为临床的心脏病学在那时是一个相当初级的状态，错误的诊断并不少见。而且斐是莱夫人的朋友和旧同工，因为这层关系，莱医生很可能用一个量身定做的医疗诊断，用一个合理而得体的理由帮助斐姑娘扫平了回家的障碍。事实上，娜姑娘在为美会工作8年之后，因计划要嫁给莱爱力医生并转至英会，多次写信给西部妇女会和浸信会委员会请求辞职未获任何回应后，1885年10月29日，她再次写信请求辞职，并附上一封高似兰医生的“权威”证明信。该证明信证明娜姑娘在潮汕的气候中生活多年之后的健康状况不佳，他认为娜应该于第二年春天回国才能恢复健康。此证明信的确是为娜量身定做，因为她的计划就是于1886年2月与英会即将休一年半安息年假的莱爱力医生一同取道欧洲去英国伦敦结婚。高似兰此信是为了帮助同工顺利和娜姑娘结为伉俪。

在汕头的浸信会传教士和美会委员会都知晓娜要辞职的真正原因，这封证明信只是一个“合理的理由”，娜本人和委员会都不希望这件事情过于公开。美北浸会的传教圈此时本就青黄不接，呈现萧条之象，所以耶士摩和巴志玺都对娜的背叛表示不可接受。耶士摩曾试图劝说娜但无果，委员会则表态“如果她不是我们的一员，她越早去她的地方越好”。斐刚回汕头后曾写信劝委员会同意娜辞职的请求并付给她回美的路费，认为现在试图去改变她的计划已经没有用了，并称“无论如何她的健康需要她明年春天回国”。斐姑娘在自己的朋友与男性同工发生龃龉时，选择出手相助，这符合她的性格。斐或许正是从娜的辞职中得到“启发”，找到了自己将来合理离开的办法。

由此可见，《岭东浸会七十周年纪念大会特刊》的记载，更像是为掩盖教会内部矛盾才这么写的。

为何斐坚持要在她辞去传教士职务后，永久切断与美北浸信会的所有联系呢？她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即“如果我不是一个‘归国的传教士’，我可以忽略‘去会议演讲’的要求”，同样“也不用回复一封信”。她1883至1885年假期在美国于“各种会议中演讲”的经历引起她精神崩溃，令其心有余悸。对她而言，以一名“回国传教士”的身份在美国生活不仅在身体上是吃不消的，而且在精神上也是难以承受的。但这些只是浅层次的原因，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斐已经不认同浸信会的教义和信条，更遑论在不同的会议和教会中以归国传教士的身份作演讲了。

小结

斐在未婚夫英年早逝的打击下，能靠着主走出阴霾，勇敢坚定地走向宣教目的地，其灵命、意志之坚强远胜一般基督徒，这也是她能在美国赢得崇高声誉的重要原因。但她也并不是那种能够“不见一人，只见耶稣”的人，所以在服事道路上遇到的种种不平之事，最终让她心灰意冷。圣保罗以为主殉道为荣，所以他写下“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祂显现的人”（《提摩太后书》第4章7-8节）的千古名句。斐放弃圣召令人感到遗憾，但人的具体情况各有不同，笔者崇敬保罗，但也认为不应苛求每一位宣教士都能成为像他一样的圣徒，对斐姑娘的痛苦与软弱，笔者一定程度上也能报以同情的理解，但斐并不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1888年、1890年她对自己投身的事工的评价，对福传事业是有害的。

主要参考论著：
李晋、马丽：《传统与创新：对新英格兰神学家的反思》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修订版）
《防备异端》 
聂利：《科学、性别与文化：斐姑娘的传教生涯及其回美以后》
《岭东浸会七十周年纪念大会特刊》